美國總統卡特在電視營幕上宣佈將與北京建交時，許多台灣學生都聚在我宿舍的客廳屏息聆聽。彷彿是一群哀哀無告者，靜靜等候法官的判決，命運隨時可以受到安排。長期習慣於右傾、親美思考的知識青年，顯然無法面對這前所未有的震撼。如果歷史上有過所謂孤兒意識的話，那麼在那段審判的時刻，台灣留學生之間傳染的氣氛恐怕就是那樣的情緒吧。

　　從一九五○年代以降，依賴美援的台灣社會就漸漸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在韓戰與越戰期間，台灣不僅提借最好的軍事基地給美國人使用，而且讓出最大的空間做為美軍度假的樂園。許多知識分子並未警覺到，這些外來的經濟、政治影響力，已日積月累地構築了一個精緻而無形的心靈牢房，囚禁了台灣社會的思考方式。在偏頗的官方宣傳下，許多人都已能夠適應過著精神人質的生活；甚至不依這樣的生活方式，簡直就不知所措。以美國之是為是，以美國之非為非，整個價值觀念的浮沉，幾乎都操縱於遠在天涯海角的華府。一旦遭到美國「遺棄」時，全國上下無不陷於動盪之中。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時，台北街頭呈現一片哀戚之色；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時，島上各個角落更是發出了悲鳴。

　　一九七九年的斷交事件發生時，身在海外的我，仍然可以相像島內神色倉皇的景象。我接到來自台灣的一些來信，他們無不一致痛詆美國的背信。那種孤臣孽子之情，穿透紙背。疲憊地閱讀遠方的來信，我不禁注視窗外顫抖的枯枝；佈滿天空的，都是求救的手勢，是溺水沉沒之前的手勢。我的內心自然也泛起一股難以抑制的悲情；只是在困惑之餘，我不能不澄清一些混亂的思考。假使美國出賣了台灣的政府，那麼島上的子民又被誰出賣了？

　　受制於美國右傾思考的引導，我曾經一度不知如何省視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在一面倒的反共教育之下，我對美國之著迷可以說已到了盲目的程度。所謂左派，所謂共產主義，在我的認知裡，完全是條件反射式地排斥到底。有些台灣知識分子甚至還錯亂得不知如何去理解，美國既然是反共盟國，為什麼竟然會與中共建交？洪水猛獸般的社會主義，是否已到了宣稱勝利的時刻？那種驚慌的叩問，我是可以體會的。台灣書生的思考水平，畢竟是傾斜過久了。什麼是「左」的思考，無疑是一片茫然。

　　我之接觸左翼思想，並非從馬克思與列寧著手的，而是從毛澤東的著作開始。那是一九七四年秋天初抵美國的事了。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已接近捻熄的階段，但是流傳在美國大學校園的統派運動則方興未艾。毛派思想是這股運動的主要支柱，即使是美籍的左派青年，也有不少的捲入毛派書籍的浪潮之中。每過一段時期，就有文革的宣傳電影在校內放映，也有統派政治座談會星火一般在舉行。出於高度的好奇，也出於禁忌的突破，我偶爾會出席。帶給我最深刻印象的，莫過於電影《紅色娘子軍》與唱片《黃河交響樂》。銀幕上展現的軍裝芭蕾舞，頗使我感到訝異。那種制式的姿勢，戰鬥般的飛舞，起落有致的槍枝，曾經刷新我的美學觀念。

　　正是那樣排山倒海的衝擊，終於驅使的去閱讀《毛澤東選集》。手捧那一套四冊金字紅底的書籍，不覺揚起一種戰慄，既混合著畏懼，也糅雜著興奮。我懷抱危疑的心情，粗糙讀完了那篇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對於全文內容，百思不得其解。使我感到難懂的，絕對不是由於毛澤東的文字，而是因為文章背後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實況。毛澤東的筆法相當精練活潑，生動地利用典故、俚語、俗話，把深刻的道理做最簡單的鋪陳。到今天我仍能記住文中的扼要字句：「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等等。

　　但是，最初並不能瞭解毛澤東這篇文字所代表的意義。後來，我當然清楚了這篇文字的重要性。中共革命策略之所以會決定把重點放在農民運動之上，並且訂出「鄉村包圍城市」的基本方針，無非都肇始於毛澤東的〈湖南農村調查報告〉。只是，這樣的領悟是遲一點的事。對於一位來自反共台灣的知識青年，豈有能力去勝任閱讀全文精髓？

　　凡是在台灣修完中國近代史的課程，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傳播，也沒有多少人能理解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崛起的，更沒有人能釐清中共之所以能擊敗國民黨的原因。在反共的面紗下，台灣學子被灌輸的，只不過是中共等同於叛亂團體，等同於野心分子，等同於竊國漢奸。如此簡化的思想教育，早已謀害了認知的能力，也已羈押了整個思考的模式。到達海外時，我仍然是被綁票的知識囚犯，無從去掌握反共以外的文字與書籍。

　　毛澤東著作並不是我的最初閱讀的中共出版品，第一次遭逢的，恐怕是來自北京的《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然而，真正引領我去認識中國共產黨，不能不以《毛澤東選集》為原始的出發點。我特地到中國城去購買一套，置放於書架之上。閒暇中取下翻閱，才慢慢摸到一些線索。不過，選集裡的全部篇章，我終於還是沒有讀完。唯一必須承認的是，對毛的癡迷曾經延續了一年有餘，那是我生命中一段徬徨的時期，也是我嘗試走出思想牢籠的一個試探時期。隨後的一連串自我掙扎與自我解放，由此開端。

一九九五、三、廿八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