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面具去示威的經驗，鍛鍊了我思考的落實，也鍛鍊了我批判的意志。從一位對政治渾然不覺的書生開始，到發覺自己變成一位思想犯為止，那樣的歷程緩慢而漸進。所謂思想犯，其實就是坊間所說的「黑名單」。我從未參加任何政治組織，也未投入任何叛亂行動，而終於成為被政府情治單位監控的對象，純粹是由於我的政治信仰與主張。倘然我生活在台灣，恐怕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

　　我迂迴走到政府的對立面，全然是大環境的營造所造成。能夠確認自己是一位思想犯時，我先是失去護照，然後又失去國籍，並且嘗到了不能返鄉的滋味。對於曾經說過的話或做過的事，我自然有通氣負起責任。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如果只是因為參加過示威，或是因為撰文批評政治，就必須剝奪返鄉的權利，我是無法接受這種濫用權力式的報復。當權者對我施行報復，只不過由於我不同意他們的政治立場，如此而已。

　　最早以行動表達我對政府的不滿，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五年的冬天。那是大雪紛飛的季節，西雅圖城市凍結在攝氏零度上下的氣溫裡。許多人躲在室內取暖之際，我接到來自台灣的消息，告知一份問世不久的刊物《台灣政論》遭到查禁的命運。

　　《台灣政論》是戰後台灣第一份草根性的民主運動雜誌。我之所以說它是草根性，主要是對照於過去以大陸籍知識分子創辦的雜誌而言。五○年代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六○年代李敖主編的《文星》，以及七○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基本上都沒有脫離書生論政的脾性。他們傳承了自由主義思潮的薪火，觸探言論禁地，突破戒嚴格局。在天羅地網的封鎖年代，大陸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誠然為台灣社會開拓了廣闊的思想版圖。但是他們與台灣本土知識分子的結合，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至於與台灣政治運動者的互通聲息，就顯得更為稀少了。這種情況的出現，乃是時代背景使然。

　　我在海外第一次閱讀《台灣政論》時，頗受震撼。這份刊物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共同創辦。他們固然不脫書生論政氣息，但是，他們把這份雜誌也當做政治運動的一個據點。七○年代如果有所謂黨外運動的導火線，這本雜誌應該也是重要的線索之一。每次收到刊物時，我幾乎可感受到台灣社會的跳躍動力。我雖然在島上缺席，至少也能理解政治運動的翻滾已具備升火待發之勢。倘然客觀條件容許這份刊物的言論延續下去，台灣的思想自由境界並非不可能獲致。

　　在海外的期待，畢竟屬於幻想。果然《台灣政論》僅出版五期，立即就被查禁。驚聞這個消息，我有強烈的挫折感。當時，我常常複印雜誌的文章散發給台灣留學生，許多人都似乎意識這份刊物出版的意義。它的遭到查禁使許多學生憤滿不已。我們漏夜聚會，決定週末到西雅圖的台灣領事館去示威（當時還未與美斷交，名稱也還未改為「北美事務協調會」）。

　　十二月的寒天，我們這群學生與當地台灣同鄉到達領事館。為了突出台灣情治人員的無所不在，也為了暴露台灣言論失去自由的實況，我們都一律戴上面具。那面具遮住了我的表情，卻充分表露我憤怒的心情。那是我生平參加的第一次示威，也就在那次示威，我與現任立委沈富雄並肩走上異國的街頭。

一九九七、七、一　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