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四十三歲時被槍殺於台北的您之肖像。戴著金細邊的眼鏡，氣質一股巨大的凝視，我的目光像是被黏住在影像了。可惜那是調閱來的，我沒翻拍。

　　接著我在警備總部調閱資料，第一個死亡名單浮上眼前的是您，鍾心寬。這麼大氣卻福薄的名字，為了理想而被異黨像豬一般地運到台北跑馬町，斃命，屍體荒蕪，可能連同島嶼的濕氣腐蝕於泥地了。

　　我們剛剛給阿太遷葬入塔，阿太，我的曾祖母，也就是您的母親，因為您而眼睛哭傷的女人，最後一眼您們在斗六車站告別，有通靈體質的阿太已經看見您身上有個孔洞不斷地溢出血水，而您仍笑說到台北會買好吃的回家與買書和文具給小囝仔們云云。

　　近年，我從您的死亡獲得了一些錢。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獲得平反，叔公您和我祖父等人的後代都有賠償，人丁多，到了我分得七萬多元。我領到錢時，感受到的不是數字，而是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被無情的踐踏與瞬間凋零。叔叔因為您不能當警察，姑姑因為家境沒讀虎尾女中，一堆連坐罪都因您而導致了像是個寡婦村的寂寥。但您何其無辜。

　　何況許多沒做什麼也被定罪者，都是因為當權者為了爭功的胡作非為。

　　我在中山北路的「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真是長得很的名字）辦公室裡等待填單領錢時，注意觀察著來此的家眷表情，當然，細微處是看不見心情的漂浮，每個人只想趕緊拿了錢就走。

　　在那樣的辦公室裡，在匪諜字眼下方的塑膠椅子上端坐等待，我閉目刻意想像著自己是山寨主女匪頭。我看見你的逃亡，跳下溪水，往前如鯨魚奔去。岸邊擱著您的眼鏡，您的書 …. 我拾起讀著，感到珠晃玉搖的一陣暈眩。一個刑警靠近我問我狼有沒有朋友 ….. 我抬起我的小臉，尖叫，一張狼臉撲前。

　　突然有人搖了我一把，我打了個冷顫睜開眼。小姐您幾號？隔壁的一個老太太問。

　　我疲倦地看看號碼牌。輪到我了。

　　我像被催眠般地打了小盹。

　　領了一張支票後，再也沒有到過那間奇怪的台北辦公室。之後我寫了一篇（心寬的年代）紀念您，得了傳記文學獎，當年又有獎金度日，想是您的保佑。我想，也合該是走到歷史傷口的彌合時間了。

　　因為，把我和您隔開的不是歷史，而是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