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用機車載我到花蓮溪大橋東端的橋頭，然後我就一個人出發了。
幾天來雨連續落著，從我出門經過北迴鐵路到花蓮，雨在每個地方都落個不停。夜裡花蓮的朋友勸我別走了，早晨起來，我們站在屋頂陽台上眺望灰沈的大海，我要去的海岸那一脈連緜南下的山巒是黛藍的顏色，凝重厚實，映著粉粉的雲層。朋友說，天氣還是未定，途中可能遇雨，而且目前山路必定泥濘難行。
路其實是好的，而且正適合徒步。濕潤的沙質黃土混合著碎石，路面可算平坦，腳底的觸覺鬆軟舒服，一些小水坑更使人覺得有著清涼的意思。天氣也適宜，三月初春的上午九點多，雲已不再那麼濃密，太陽也有想要顯露的樣子，微冷的空氣從山間的雜樹林內散發出來。遙望前路，海岸山脈在左，開敞的縱谷在右，花蓮溪靠著這邊陡峭的山崁，奔向我身後的河口，路則在山腰低處隨山勢蜿蜒。一切都使人喜歡。事實上，我毋寧希望在途中碰上一兩場雨，最好還是大雨。雨中山間獨行，對事物的觀察應該是異於平常的吧，體會思索或許也會因而另有所得。我選擇這條陌生的山路，也只不過是希望把心打開，沿途收納一些我不曾知道的事物而已，看看屬於我們卻又少有人到的這塊地域生成什麼模樣，看看別人如何過活，有何想法。
我回頭，友人和他那輛偉士牌仍在橋頭，有點模糊，背後是曲線優美的海岸和靜定的海岸。市區在大山保護的沖積地上，在許多綠意間，小巧美麗。我再次揮手，看到他的手好像也在搖動。友誼的信賴雨慰藉。十多年來，我那麼喜歡花蓮，屢次往花蓮跑，除了她偉大而富靈氣的山水，以及居民之間似仍保有著的相知親近的舊日聚落風格之外，我對一些友情的記憶，應該也是原因之一吧。我又回過頭去，但人影已更模糊了。山水和城市一起沐浴在雨後恬寧的氣氛裡。
海岸山脈接連起伏達一百五十公里以上，從花蓮市郊到台東市鎮的邊緣，據說屬於太平洋海底地塊，是因與歐亞大陸地塊長期運動衝撞而隆起的，我右邊的縱谷就是這兩個地塊的接觸線。花蓮多地震，原因也就在此。這些山的海拔約略只在一百多到五六百公尺之間，南部的少數高峰也不過千尺上下，但形勢崎嶇，稜脈扭曲交疊。我走的這一面背對著海風，大多長了些雜亂的樹林，有的闢植了梧桐或木瓜。我甚至於看到一小塊旱稻辛苦地長在小山的頭頂。
沒再走多久，太陽真的終於露臉了。我解下背包，脫掉夾克，面向縱谷坐在路旁的乾草上，拿出筆記本記載一些事。本子上有著我的頭殼和毛髮的投影，其他沒被遮住的紙頁則顯得柔亮，色近鵝黃，用手去觸摸，幾乎感覺得出陽光薄薄的，很細緻。縱谷大幅地橫臥在眼前的崖下，木瓜溪從對岸遠方的中央山脈出來，造成極為遼闊壯觀的沖積扇，溪水分成數股，在石頭纍纍的扇面流竄，終而全部注入水量較為豐沛的花蓮溪裡。石頭間，有人在整地，並且有幾座獨立的草寮，草寮北面總有高起的石堆，大概是為了擋風而堆起的。我判斷那些人是在種西瓜；著名的花蓮西瓜大多產自這類荒涼的河川地。河床西側才是平整的農田，作物色澤或綠或黃，深淺不同，一塊塊相間著伸展到對面的山邊。遠山浮現著一層淡淡的紫氣，白雲依倚，炊煙從山腳裊裊上升。整個縱谷安詳寂靜，只有河口遠處傳來的怪手作業挖沙的聲音。
這一切確實都是賞心悅目的，令人神閒氣定。但這又何嘗不過只是我這個過客眼中的風景而已？我想到新近結識的一位花蓮朋友。他曾懷著很好的理想為他的家鄉做了一些很讓人懷念的事，後來卻也為了這個理想而耗盡心力，傷心離開。他在一封「為了紀念我們的友誼」的信裡說：「難得你那麼喜愛我的故鄉，其實那兒險山惡水，營生不易，美麗的外貌底下有很多無奈。」他形容花蓮為「一塊磽厲之土」。
就在安詳寂靜的縱谷那邊，在那些宏偉的大山腳下，人們散居著，在狹長的平原和起落的山坡上耕作種植。那些地很可能就是這位友人所謂的磽厲之土的一部分了，瘠瘦且多砂礫，若是碰到山洪爆發，更將地移物換，滿目瘡痍。在縱谷遠遠的右前方，紙漿廠正在冒煙，它從早到晚排放的薰人臭氣和污染出海口的廢水，幾乎是每個花蓮人天天咒罵的對象。但是十多年前，他們曾燃放鞭炮，歡迎該廠的設立，以為這樣可以繁榮地方經濟，增加就業人口。這種「營生不易」者急於賣身謀生求榮的心理，如今仍再重演：他們的民意代表正大力懇求官方讓商人來太魯閣國家公園門前設廠開礦和生產水泥，理由仍是同樣的繁榮地方經濟和增加就業人口。
我閤起記事本。縱谷上依然是一片安靜。在春日開朗的照耀下，那些黃綠相間的田野裡好像正在升起溫柔的白色水氣。我攤開地圖，對照一下位置，並估算里程，然後便又上路了。
客運車是不走這條路的，最近的村子是十公里外的月眉，那是我中午預定歇息的地方。路上行人居民更是絕少，隔很久才會遇見一兩位騎著機車而過的人；從容貌上曉得是山胞。在一個隱蔽的山彎處，我才看到一位剛從密林中出來的人。他正在把砍成一截截的樹根葛藤綁到腳踏車後面的架子上，那身灰黑的衣服差不多全濕了。他是來採藥的。「親自來採才有好藥真藥，而且賺個工錢。」他說。他在市區開了一家青草藥店；那張他給我的名片上印著專治風濕血濁筋硬婦人月內風之類的詞句。他已六十八歲，對自己的療方很有信心，並舉了好幾個治癒的例子。子孫卻都沒學，他說：「都嫌賺這種錢太艱苦了，都出外去了。」我手中捏著那張名片，目送他踏上車，走向他回去的坡路。
在一段直直下斜的路上，我認識了兩位兄弟。他們的水泥屋子就立在路邊，是向一個已經他遷的老兵租來的，視線以內，別無鄰居。我進去時，他們正在聽交響樂。前廳很小，桌上擺了許多諸如老莊、列子、韓非和禪佛之類的書冊，桌下是數包家禽飼料，牆上則是一幅西貝流士(Sibelius)的頭部炭筆畫，神韻十足，是弟弟的作品。他十九歲，哥哥二十二歲。他們遠離市區的家，來這個偏僻的山邊養雞和羊。羊有三十幾隻，棚舍從稍陡的山麓橫建而出，底下懸空的部分正好可以讓糞便流下來。雞是土雞，共一百隻。兩者都採放飼式的，但因為連日陰雨，我去參觀時，全都分別關在茅舍內。後來，我們一起坐在屋前傾斜而下的水泥地上欣賞弟弟的素描冊，談他們的養牧計畫，爭論藝術該不該走偏鋒。陽光直射在水泥地上，輝亮溫熱，屁股卻是涼涼的，我時而聽到雞在雞舍裡的撲跳啄食聲。
飼養的事原先是哥哥的主意，父母贊成，弟弟則以行動支持。哥哥高中畢業，參加過農牧經營講習班，學得了不少理論知識。「大家都往城裡跑，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樣也很好啊，單純又自在。」他說。那微露的笑容是樸實與青春的一種奇特混合，和他那雙沾著泥土的腳板一樣，都讓人感到很有希望。他們才開始兩個多月，一切都還算順利，唯一擔心的是羊群有時難免會糟蹋了別人在附近山間的木瓜林花生地，而且將來也許會容納不下更多的新生羊。我離開時，答應以後專程來看他們的雞羊和弟弟的畫。
中午，我在月眉國小休息。假日的校園空曠無人，大操場油亮葱翠，圍在一圈黃土跑道裡，教室在稍微隆起的平台上，後面是競立的山峰。我坐在跑道外側的鞦韆上吃乾糧，在擺盪中看望這個阿美族人的村子。我已在村裡走過一趟，道路潔淨，破舊的房舍掩映在綠樹叢中。然而路邊也有數家二層樓。幾乎看不到人們的走動，有的門戶甚且落了鎖。我問了一位正在劈柴當薪的女人，她說：「有的去工作啊，中午不回來。」她指的是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年輕的大多離鄉他去了，去海上、大卡車上、城裡的工廠或別處高山的某些林場。後來，我也問了兩個好奇地跑過來和我一起盪鞦韆的小男孩，問他們將來要做什麼。他們說要當兵，意思是職業軍人，是一種不必憂慮吃穿的生活保障。
他們對我也有疑問：「你是在遠足啊？」他們大概覺得，一個大人背著一大包東西，不為什麼地單獨走遠路，是一件古怪不正經的事。真的，和他們那些必須吃力地上下山墾種覓食的父母兄姊，以及必須走好幾里路上下學的同學比較起來，這種自討苦吃的行徑是很有點古怪不正經。
午後天稍轉陰，有些雲霧在我左後方的山頂醞釀；我離開月眉後不久甚至碰到一場毛毛的小雨。一群人在雨中的蔗園裡收成。蔗園離路有一段距離，在不規則地層層下降的斜坡邊緣，靠近縱谷。海岸山脈這一帶竟然也種甘蔗，實在教人納悶。糖廠遠在縱谷的另一邊，收成的甘蔗將如何運過去？是涉水渡河呢，抑或繞個大圈走山路？這種收益極低的作物再如此費工搬運，難道不會蝕本？
這一路上的可耕地全是依著山勢拓墾出來的，真正的平地很少。種的也大約是些玉米花生之類的雜糧，間或有少數的幾塊果園和水稻田，以及廢棄的木瓜田。有的瓜田已經犁翻過了，這是從腐爛的莖幹認出的，大概又是傳染了什麼毒素病。
靠這些土地維生的，以阿美族人為主，另外就是命運有點類似的兩種人：退伍的老兵和流落的所謂西部人。這些後來者的住處往往孤門獨戶，或三兩家遙遙相望，就地取材建起的房子常立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如荒僻獨立的山頭、山彎水流邊，或是兩山夾峙的窄道口。全為了拓殖的方便。不過情形也不完全如此。下午我在路上見到的一位大陸人就和別人一起住在一個小村落裡。
看到他時，他正推著一大車草葉要轉彎回斜坡下的村中去。明天開始，他和他的牛將受僱去犁田，糧草正是為牠準備的。我幫著他推車走過村子，一位阿美族中年婦人笑著跟他說：「老周啊，你要把你的牛脹死!啊！」他大聲地答：「沒辦法啊！」後來我們走下縱谷，坐在一排竹叢下，看他的牛在水裡浸浴。他說他是江西人，當年從上海撤退時是藉著綁腿結成的布梯上船的。共軍的機槍和船上的機槍互相慘烈地開火，許多人紛紛落水，也不知是中了彈還是沒了力氣。「碼頭上黑壓壓的人，哭叫的、奔跑的，那麼混亂，命是撿來的。」他說。而且還能在台灣與妻子重聚。兩個兒子都已長大，先後去了台北。因為他以前在老家就是種田的，退伍後最希望的仍是一塊實在的土地。目前他已有兩甲多。三十幾年來，夫妻兩人就一直住在阿美族人的這個村子裡，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我們聊了好一會兒，他的牛偶爾在水窪裡翻個身，或是甩甩頭，大概是在驅趕蒼蠅。大耳朵打在背脊上，劈劈拍拍的。對岸的山色更濃了，雲層厚厚地逐漸降低。
晚上，我過夜的地方叫米棧，但為什麼叫米棧，我看不出有何道理。狹隘的耕地上長的並非稻米，大略仍是些雜糧。村莊也很小，約只十來戶人家，全是矮舊的屋子，分散在路的兩旁。我住的是山胞的工寮；他們的家也不在此地，有一個更是遠自烏來來的。他們被請來這裡的山上分別開怪手、鋸梧桐和搬木頭。我們四男二女坐在寮內低低的木板床前煮蛋花麵和小鯽魚湯，以及大口喝酒和大聲唱歌。潮濕的木片燃燒時不時冒出灰煙，在室內瀰漫。夜深酒足，其中的一對夫婦騎車回二十多公里外的花蓮去了，另外的兩個男的則興致高昂地摸黑外出打獵，只留下那位烏來青年的太太和我撿紅點，等待他們回來。她一邊玩牌，一邊訴說她和丈夫堅貞辛苦的戀情，如何因他上了遠洋漁船而連續二十八天僅僅靠酒過日，如何因娘家反對而使一個已經五歲的兒子還未正式入戶口，以及如何為了找工作而經常四處奔波。
她的聲音低沈，淒切地在工療污褐的牆壁間流轉。四時燭光的昏黃燈泡從鐵皮屋頂垂落，她的臉孔在頭髮下光影交錯，輪廓依然有泰雅族人的鮮明，只是帶點憂傷和不滿。床前的地上是幾小撮魚刺骨頭與尚未完全熄滅的爐火。屋外是風吹樹葉的聲音、雨聲及不時的幾聲狗吠。時間似乎緩慢了下來，我們都不太經心地玩著紙牌的遊戲，等待他們回來。
兩位年輕山胞回來時，只帶回三隻老鼠，他們烤著吃了。我又和他們喝了一點加保力達的米酒。很晚了，大家才決定睡覺，四個人擠在一張床上。當夜，我不知是怎麼入睡的。
隔天早上，他們的雇主催我們起床。匆匆吃過飯，他們就走了，坐著拼裝車上山去。看著昨晚和我喝酒談話說笑唱歌的他們消失在山腰的樹叢中，我的心彷彿一時變得虛乏了起來，但又彷彿變得很重。
我走向米棧國小，坐在教室前面的台階上寫信，想一些事情，時而抬眼看看逐漸醒來的山野與河谷。這是一個很小的學校，是月眉小學的分班，只有四名學生，由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合班分別授課。老師每天由縱谷的對岸騎機車來，經過河床砂石間的小路和一座竹子搭成的很長的便橋，來回兩三個小時。她說，教這些學生很愉快，能像對待自己的弟妹那樣疼惜；他們也常帶她去深山林內看一些奇特的景物。她還說，過去學生最多的時候有三個班級，但學區內的許多人家都陸續遷走了，因為生活困難。我和老師談話時，他們都靜靜地坐在教室內看書寫字，小小的校園也和他們一樣安靜。
朝陽出來時，我向他們道別。和煦的光線透過窗子照進他們的教室，照著他們認真的臉孔。經過了幾天綿綿的陰雨之後，今天可能要完全放晴了。
原載1984年7月《台灣文藝》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