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最早的墓讀銘始於公元前七世紀的希臘人，以銘主或撰者口吻直接對讀者講話，寥寥數語簡介或頌揚死者。古代傳下來的如大悲劇家尤里匹底斯和大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墓誌銘則無疑都是偽託的。

　　相傳莎士比亞為別人寫過幾首墓誌銘，包括同業好友本．瓊森。還有他為自己作的一首，裡面最關心的是遺骸的保全，末行粗聲粗氣詛咒誰敢挖動誰就不得好報。相必都是假的。莎翁死後十多年彌爾頓在其著名的紀念詩裡強調，他留下的不朽之作就是最妥當的墓誌銘，別人寫不出更好的來了。

　　歷代傳下的墓讀銘有不少是出自銘主本人的手筆。斯威夫特一七三一年的近五百行自輓詩是傑作，亦莊亦諧地想像死後親者和仇者對他生平和著述的蓋棺論定。一七四五年死前他以拉丁文為自己寫的墓誌銘說他安息之後「再也沒有猛烈的義憤撕裂他的心」，並挑戰過往行人向他學習，「不遺餘力獻身自由事業。」這咄咄逼人的語調先後激惱過約翰生博士、麥考利和薩克雷等人，責他太過凶悍。我卻覺得是一種誤解：儘管斯威夫特說過他恨全人類，出發點卻正是悲天憫人，看不慣人世間種種醜惡和不公平現象。（他曾捐出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慈善活動，臨死又捐了三分之一設立醫院。）到二十世紀，葉慈念小學就看過他的作品。後來發憤精讀，終生傾服。一九三○年在日記中時常提到斯威夫特，力讚其為人為文對當前愛爾蘭的示範作用。「斯威夫特使我念念不忘，他總好像就在我近旁。」另外在書信和其他詩作中也屢屢談到這位前輩鄉賢。名詩〈斯威夫特的墓誌銘〉（一九二九）事實上是原文鏗鏘有聲的英譯。次年的劇本《窗玻璃上的字》主題是斯威夫特與兩個女友「Stella」和「Vanessa」間的關係，其中引了「猛烈的義憤」一語。

葉慈也先為自己寫定了墓誌銘，即名詩〈布本山下〉末節。他要求葬在山腳他曾祖父曾任首席神甫的墳地；碑不用大理石，銘不用陳腔濫調，而是就地開採一石灰岩，刻上「以冷眼／看生命，看死亡。／騎士，過去吧！」他一九三八年致友人信裡說剛看到一本關於里爾克的論文集，但不喜歡其中談里對死亡的看法的一篇，遂在文章旁寫了五行詩，包括這四行。

　　作家的墓誌銘最為人傳誦的大約是濟慈的了。據知交塞弗恩回憶，他知道死期已近，開始安排後事；要求碑上鐫一斷裂的古希臘七弦豎琴，銘曰「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最後三詞往往被理解為「寫在水上」，但原文是「in」而不是「on」，理應譯成「此地長眠者，他的名字寫在水裡。」其實這三個詞是有典的；古希臘羅馬早已有類似的諺語，公元前一世紀羅馬大詩人卡圖盧斯引過「in aqua scribere」；公元二世紀希臘名作家琉善的對話〈冥府之旅〉中鞋匠彌庫羅斯說「那就像俗語所說的，等於在水裡寫字」，意思是徒勞無功。

　　濟慈的碑是一八二二年另一知交布朗去羅馬才樹的。布朗在銘文前面冠以按語，聲稱這「年輕的英國詩人」死前「對敵人的惡意肆虐心懷怨恨」，叮囑琢上這句銘文。這顯然是強作解人，偉大的天才詩人如濟慈，生前對恣情攻擊的書評家固然很氣惱，臨終卻不可能耿耿於懷。和他的詩作一樣，銘文有含蓄而深長的意蘊；他的名字一方面乍寫即消，一方面長遠留在水裡。

　　提攜過濟慈的王爾德自承除希臘羅馬諸大家以外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濟慈、福樓拜和佩特，在所有英國詩人當中最推崇的是濟慈。一八七七年他與友人去羅馬，蒙教皇接見之後他們經過教廷附近的新教公墓。王爾德不顧友人勸阻，堅持下車憑弔濟慈的埋骨之處，說這是「羅馬最神聖的地方」。他在墳前跪下禮拜，敬重之情超過剛才對教皇，友人為之不悅。王爾德隨後寫了十四行詩〈濟慈墓〉，前有小序，畢恭畢敬把碑銘全文照錄；在他看來，詩人死去也算擺脫了塵世的艱辛苦難，然而死得太早，成為被殘害的「殉道者」當中最年輕的：「你的名字寫在沙上的水裡，／但我們的淚會使你的聲譽長青，／像羅勒樹一般繁榮。」（一八八六他寫了另一首十四行詩〈濟慈情書拍賣有感而作〉。）

　　王爾德對濟慈一生的坎坷遭遇該是感同身受，他自己的遭遇比濟慈還要坎坷；坐過牢，聲名狼藉；死時連喪葬費都需要別人代付；廉價的棺材由破舊的靈車拉去墳場。他葬在法國，墓碑上琢著《舊約．約伯記》第二十九章「武加大」拉丁文譯文，和合本作「我說話之後他們就不再說，我的言語像雨露滴在他們身上。」一九○九年移厝，上覆名雕刻家艾浦斯坦花三年完成的巨型墓碑，鏤以王爾德長詩〈里丁監獄之歌〉中的四行；「而陌生人的眼淚會為他灌滿／久已破碎的憐憫之甕，／因為他的哀悼者都是社會棄兒，／而棄兒永遠在哀悼中。」